文章分类：字体与文化
2019/10/24
姜别利这个人（上）
苏精
绪 言
姜别利(William Gamble, 1830-1886)先后主持华花圣经书房与美华书馆，是近代中国印刷史的重要人物。在他所属的美国长老会档案中，留下许多他撰写的书信手稿和印刷品，也有许多别人写给他的或者谈论到他书信内容，本文根据这些档案内容讨论他的人格特质，内容重点不在于他关于中文活字的各项技术成就，而在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个性、工作态度、待人处事的模式，以及别人对他的看法评论等等，这些和他的工作与成就有着密切相关的因素。本文认为这些档案的内容显示他的三种人格特质：富于积极创新的精神、精明谋利的才能，以及鲁直待人处世的态度等，这些特质促成他在印刷工作上的非凡成就，却也导致他愤而辞职离华的后果。
一、积极创新的精神
*文章原始出处：作者待刊稿。
*本文原有大量注释，限于篇幅未能刊登。
（待续）
姜别利(William Gamble, 1830-1886)先后主持华花圣经书房与美华书馆，是近代中国印刷史的重要人物。在他所属的美国长老会档案中，留下许多他撰写的书信手稿和印刷品，也有许多别人写给他的或者谈论到他书信内容，本文根据这些档案内容讨论他的人格特质，内容重点不在于他关于中文活字的各项技术成就，而在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个性、工作态度、待人处事的模式，以及别人对他的看法评论等等，这些和他的工作与成就有着密切相关的因素。本文认为这些档案的内容显示他的三种人格特质：富于积极创新的精神、精明谋利的才能，以及鲁直待人处世的态度等，这些特质促成他在印刷工作上的非凡成就，却也导致他愤而辞职离华的后果。
一、积极创新的精神
积极创新的精神可说是姜别利最为凸显的一项人格特质，也是促成他在中文活字技术上空前成就的重要因素。他在1858年来华前，和中国没有什么渊源，他对中国的认识应该就是接受来华任命的前后，长老传教会国外部秘书娄睿(Walter Lowrie)告诉他的关于在华传教与中文印刷的事。但是姜别利以自己原有的印刷专业基础，来华后很快地实际应用到中文印刷之上，例如电镀字模、计算中文常用字、设计活字架、发明造字新法等等，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呈现巨大的成果，若没有积极创新的精神就不可能如此。
姜别利甚至在还没有抵达宁波接掌华花圣经书房前，就已提出也准备了第一项的创新计划。1858年6月15日姜别利搭乘来华的船只到达香港后，停泊了三个多星期，他把握机会几乎每天前往伦敦传教会在香港的印刷所英华书院考察，也和负责英华的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与中国人黄胜深入交谈。英华书院是当时西式中文活字的生产与印刷重镇，姜别利在密集访问后对于利用西方印刷术印刷中文的实况已经相当了解，也在写给娄睿的长信中详细描述英华书院活字的情形，并且提出自己的新主意，就是购买英华的活字予以电镀成字模，如此华花书房可以很少的代价拥有英华的全套活字字模，姜别利的确买了一些英华活字带到宁波备用。
抵达宁波四个月后，姜别利迈出电镀活字的第一步，在1858年12月初以英华活字成功地进行电镀制成字模的实验。其实，在姜别利以前已经有人进行过同样的实验：早在1845和1846年时，宁波长老会布道站要求华花书房的印工柯理(Richard Cole)和两名传教士麦嘉缔(Divie B. McCartee)、克陛存(Michael S. Culbertson)，共同进行电镀字模的实验，三人尝试的结果失败了，他们归之于材料和工具不足所致，可是他们并没有积极设法改进就停止了实验。结果十二年后由专业、积极主动又富于创新精神的姜别利完成中国最早的电镀字模之举，他也随即向英华书院订购活字，每个汉字只买一个，电镀成字模，并在此后七、八年间复制了英华书院的两套活字。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姜别利抵达宁波后还不满一个月，竟然很快地又想到并已经着手于第二项创新计划了。他在1858年8月底写信给娄睿：
“我已经要求我的中文老师，在不教我的时候计算一部书中不同的汉字出现的次数，如果能有几位老师做这件事，便可以在算过所有我们出版的书以后，知道在一套活字中每个汉字需要铸造的正确数量。”
和电镀字模一样，姜别利也不是最早尝试计算汉字使用频率的人。早在1825至1826年间，伦敦会的传教士戴尔(Samuel Dyer)已经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中文圣经算过一次，1827年戴尔在槟榔屿传教时又扩大到计算13种书，并在1834年出版《重校几书作印集字》(A Selection of Three Thousand Characters …)，罗列3,000个常用汉字作为打造一套活字的依据。但是，为数仅有3,000个未免过少，后来以戴尔活字为本而成的英华书院活字也陆续增加，在1857年时已达到5,584个汉字的规模，姜别利就在次年来华时密集参访英华书院，肯定知道了戴尔计算的数字和实际使用之间的明显落差，所以会在到宁波后不到一个月就着手计算汉字使用频率，以确定在一套中文活字中各个汉字应该铸出的正确活字数量。
在书中逐字计算每个汉字出现的次数极为费时费事，最多时雇用三人计算，一开始由姜别利个人负担工资，后来改由华花书房的经费支出。到1861年时姜别利根据计算28种基督教书、116万余字的结果编印成《两种字表》(Two Lists of Selected Characters …)一书，取其中出现频率较多的5,150个字，加上伦敦会活字中特有的850个字，合计6,000个字，姜别利认为这就是一套中文活字应该要有的汉字字数，每个汉字再依照出现频率铸造适当的活字数量。
解决了一套活字该有的汉字字数与每个汉字应铸的活字数量问题，接着考验姜别利的是这些活字究竟如何安排为宜，因为相对于拼音文字，汉字的数量实在太多，安排若不得当，检字排字工人在活字架间疲于奔命，会严重影响检字排字的效率。结果姜别利又再度显示了令人惊讶的创新能力，他在1858年8月底表示已请中文老师计算汉字的同一封信中，也提到如果华花书房的活字架与架上的活字盒能有较好的安排，相信检字排字效率和印刷产量都可以大幅度提高。
姜别利说的“较好的安排”在十个月后便实现了。他在写于1859年7月12日的信中告诉娄睿，已经设计出不同以往的活字架与活字放置方式，活字架三面环绕着排版工匠，他不需要移动一步便伸手可得架上十分之九的活字，剩下的也只需转身便得。几个月后，一位传教士蓝显理(Henry V. Rankins)兴冲冲地报导新活字架与活字安排新法的实用情形：
“一名童工站着不必移动一步，可以在两天内排好一个组版(form)再将活字归还原位，这名童工才进入华花书房几个月，也才开始排版而已，不久以后他将可以在一天内就完成同样的工作，而一名排版熟工至少需要三天时间，才能从旧有的活字架上完成和那童工相同的工作量。”
这种现象显示姜别利的第三项创新计划又成功了，事实他的活字架成为后来中国各地印刷机构的“标准”设施，长达数十年之久，还有人使用到1948年。
不过，姜别利最受人推崇的创新，应该是第四项以木质字范(punch)取代钢质字范的造字新法。从十五世纪西方使用活字印刷以来，制造工序总是先打造钢质字范，再翻制铜质字模，然后铸出活字。但是打造字数和笔画都繁多的汉字钢质字范实在旷日废时而难以成就，姜别利于是发挥创新精神另辟蹊径，1860年6月他在给娄睿的信中首先隐约透露：“我已想出一种打造字模的新方法，成本微不足道，若能如我期待的成功，将会是一桩大事。”。到同一年底华花书房迁移到上海前的半年间，姜别利又两次提到这种造字新法，表示已经雇用一名由他教会技术的中国工匠动手制作一套新活字的字模，不但成本极低，字又小，更重要的是具有外国人无法刻出的汉字美好韵味，他充满期待地表示：“从黄杨木刻字制造字模的方法果真实现，将开创中文活字印刷的新纪元。”
以新法打造活字因印刷所迁移上海而暂停，再度开工后为了维持整套活字的字体形态风格一致，仍由原来的那名刻工独挑大梁，娄睿也在1864年间特地命名为“上海活字”，以相对于美华书馆已有的香港、柏林和巴黎等活字。直到1865年底上海活字才大功告成，先后费了五年半功夫，是姜别利各项创新中耗时最长才完成的一项，他自己却很有把握，早在1860年才动工不久就说，这种造字新法和新活字架是自己到中国两年间的两大技术贡献。
以上电镀字模、计算汉字使用频率、设计新活字架，以及造字新法四项创新中，前三项都是姜别利一到宁波就发动，第四项也在不到两年后就开始。可贵的是姜别利一直保持着创新的精神，在以上四项创新到1867年都已完成后，他随即在1868年开始第五项创新计划：电镀铜版。其实这也是早已有之的构想，在前述他写于1858年7月2日香港的来华第一封信末尾，提到自己有个想法，即制作电镀铜版印刷圣经，可以低于英华书院所印的成本；此后姜别利也屡次谈论电镀铜版，只因电镀铜版的技术和成本都高于电镀活字，制作时间也较长，而且他各项工作忙碌，实务上需要安排缓急先后，才会在完成前四项创新后再进行电镀铜版，并宣称：“在美华书馆的历史上，刚结束的这一年(1868)是以成功开始电镀铜版作为标志。”。姜别利第一种电镀铜版印的产品是1869年3月完成的圣经新约，接着又在几个月内印出14种电镀铜版的书，完成后他也辞职在1869年10月1日离开了美华，电镀铜版成为他对中国印刷事业最后的一项创新贡献。
姜别利当初来华时，美国长老传教会在娄睿主导下坚持以西式活字印刷中文，不但要和中国传统的木刻印刷竞争，最终更要达到取而代之的目标。可是，以萌芽才二十余年的西式中文活字和已有千年之久的中国木刻竞争，还希望取而代之，简直有如不可能的任务。但姜别利的各项创新，无一不涉及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保持质量等竞争的关键，从技术优势转化成生产、成本和质量等经营的优势，于是不可能的竞争成为事实，即使他离职时西式中文活字要取代木刻仍有待中国社会更多因素的加入配合，但西式活字优势在望，使用的中国人明显增加，在竞争中超过木刻已不是问题，而姜别利一贯的创新精神是造成这种情势的一项重要因素。
姜别利甚至在还没有抵达宁波接掌华花圣经书房前，就已提出也准备了第一项的创新计划。1858年6月15日姜别利搭乘来华的船只到达香港后，停泊了三个多星期，他把握机会几乎每天前往伦敦传教会在香港的印刷所英华书院考察，也和负责英华的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与中国人黄胜深入交谈。英华书院是当时西式中文活字的生产与印刷重镇，姜别利在密集访问后对于利用西方印刷术印刷中文的实况已经相当了解，也在写给娄睿的长信中详细描述英华书院活字的情形，并且提出自己的新主意，就是购买英华的活字予以电镀成字模，如此华花书房可以很少的代价拥有英华的全套活字字模，姜别利的确买了一些英华活字带到宁波备用。
抵达宁波四个月后，姜别利迈出电镀活字的第一步，在1858年12月初以英华活字成功地进行电镀制成字模的实验。其实，在姜别利以前已经有人进行过同样的实验：早在1845和1846年时，宁波长老会布道站要求华花书房的印工柯理(Richard Cole)和两名传教士麦嘉缔(Divie B. McCartee)、克陛存(Michael S. Culbertson)，共同进行电镀字模的实验，三人尝试的结果失败了，他们归之于材料和工具不足所致，可是他们并没有积极设法改进就停止了实验。结果十二年后由专业、积极主动又富于创新精神的姜别利完成中国最早的电镀字模之举，他也随即向英华书院订购活字，每个汉字只买一个，电镀成字模，并在此后七、八年间复制了英华书院的两套活字。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姜别利抵达宁波后还不满一个月，竟然很快地又想到并已经着手于第二项创新计划了。他在1858年8月底写信给娄睿：
“我已经要求我的中文老师，在不教我的时候计算一部书中不同的汉字出现的次数，如果能有几位老师做这件事，便可以在算过所有我们出版的书以后，知道在一套活字中每个汉字需要铸造的正确数量。”
和电镀字模一样，姜别利也不是最早尝试计算汉字使用频率的人。早在1825至1826年间，伦敦会的传教士戴尔(Samuel Dyer)已经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中文圣经算过一次，1827年戴尔在槟榔屿传教时又扩大到计算13种书，并在1834年出版《重校几书作印集字》(A Selection of Three Thousand Characters …)，罗列3,000个常用汉字作为打造一套活字的依据。但是，为数仅有3,000个未免过少，后来以戴尔活字为本而成的英华书院活字也陆续增加，在1857年时已达到5,584个汉字的规模，姜别利就在次年来华时密集参访英华书院，肯定知道了戴尔计算的数字和实际使用之间的明显落差，所以会在到宁波后不到一个月就着手计算汉字使用频率，以确定在一套中文活字中各个汉字应该铸出的正确活字数量。
在书中逐字计算每个汉字出现的次数极为费时费事，最多时雇用三人计算，一开始由姜别利个人负担工资，后来改由华花书房的经费支出。到1861年时姜别利根据计算28种基督教书、116万余字的结果编印成《两种字表》(Two Lists of Selected Characters …)一书，取其中出现频率较多的5,150个字，加上伦敦会活字中特有的850个字，合计6,000个字，姜别利认为这就是一套中文活字应该要有的汉字字数，每个汉字再依照出现频率铸造适当的活字数量。
解决了一套活字该有的汉字字数与每个汉字应铸的活字数量问题，接着考验姜别利的是这些活字究竟如何安排为宜，因为相对于拼音文字，汉字的数量实在太多，安排若不得当，检字排字工人在活字架间疲于奔命，会严重影响检字排字的效率。结果姜别利又再度显示了令人惊讶的创新能力，他在1858年8月底表示已请中文老师计算汉字的同一封信中，也提到如果华花书房的活字架与架上的活字盒能有较好的安排，相信检字排字效率和印刷产量都可以大幅度提高。
姜别利说的“较好的安排”在十个月后便实现了。他在写于1859年7月12日的信中告诉娄睿，已经设计出不同以往的活字架与活字放置方式，活字架三面环绕着排版工匠，他不需要移动一步便伸手可得架上十分之九的活字，剩下的也只需转身便得。几个月后，一位传教士蓝显理(Henry V. Rankins)兴冲冲地报导新活字架与活字安排新法的实用情形：
“一名童工站着不必移动一步，可以在两天内排好一个组版(form)再将活字归还原位，这名童工才进入华花书房几个月，也才开始排版而已，不久以后他将可以在一天内就完成同样的工作，而一名排版熟工至少需要三天时间，才能从旧有的活字架上完成和那童工相同的工作量。”
这种现象显示姜别利的第三项创新计划又成功了，事实他的活字架成为后来中国各地印刷机构的“标准”设施，长达数十年之久，还有人使用到1948年。
不过，姜别利最受人推崇的创新，应该是第四项以木质字范(punch)取代钢质字范的造字新法。从十五世纪西方使用活字印刷以来，制造工序总是先打造钢质字范，再翻制铜质字模，然后铸出活字。但是打造字数和笔画都繁多的汉字钢质字范实在旷日废时而难以成就，姜别利于是发挥创新精神另辟蹊径，1860年6月他在给娄睿的信中首先隐约透露：“我已想出一种打造字模的新方法，成本微不足道，若能如我期待的成功，将会是一桩大事。”。到同一年底华花书房迁移到上海前的半年间，姜别利又两次提到这种造字新法，表示已经雇用一名由他教会技术的中国工匠动手制作一套新活字的字模，不但成本极低，字又小，更重要的是具有外国人无法刻出的汉字美好韵味，他充满期待地表示：“从黄杨木刻字制造字模的方法果真实现，将开创中文活字印刷的新纪元。”
以新法打造活字因印刷所迁移上海而暂停，再度开工后为了维持整套活字的字体形态风格一致，仍由原来的那名刻工独挑大梁，娄睿也在1864年间特地命名为“上海活字”，以相对于美华书馆已有的香港、柏林和巴黎等活字。直到1865年底上海活字才大功告成，先后费了五年半功夫，是姜别利各项创新中耗时最长才完成的一项，他自己却很有把握，早在1860年才动工不久就说，这种造字新法和新活字架是自己到中国两年间的两大技术贡献。
以上电镀字模、计算汉字使用频率、设计新活字架，以及造字新法四项创新中，前三项都是姜别利一到宁波就发动，第四项也在不到两年后就开始。可贵的是姜别利一直保持着创新的精神，在以上四项创新到1867年都已完成后，他随即在1868年开始第五项创新计划：电镀铜版。其实这也是早已有之的构想，在前述他写于1858年7月2日香港的来华第一封信末尾，提到自己有个想法，即制作电镀铜版印刷圣经，可以低于英华书院所印的成本；此后姜别利也屡次谈论电镀铜版，只因电镀铜版的技术和成本都高于电镀活字，制作时间也较长，而且他各项工作忙碌，实务上需要安排缓急先后，才会在完成前四项创新后再进行电镀铜版，并宣称：“在美华书馆的历史上，刚结束的这一年(1868)是以成功开始电镀铜版作为标志。”。姜别利第一种电镀铜版印的产品是1869年3月完成的圣经新约，接着又在几个月内印出14种电镀铜版的书，完成后他也辞职在1869年10月1日离开了美华，电镀铜版成为他对中国印刷事业最后的一项创新贡献。
姜别利当初来华时，美国长老传教会在娄睿主导下坚持以西式活字印刷中文，不但要和中国传统的木刻印刷竞争，最终更要达到取而代之的目标。可是，以萌芽才二十余年的西式中文活字和已有千年之久的中国木刻竞争，还希望取而代之，简直有如不可能的任务。但姜别利的各项创新，无一不涉及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保持质量等竞争的关键，从技术优势转化成生产、成本和质量等经营的优势，于是不可能的竞争成为事实，即使他离职时西式中文活字要取代木刻仍有待中国社会更多因素的加入配合，但西式活字优势在望，使用的中国人明显增加，在竞争中超过木刻已不是问题，而姜别利一贯的创新精神是造成这种情势的一项重要因素。
*文章原始出处：作者待刊稿。
*本文原有大量注释，限于篇幅未能刊登。
（待续）
●苏精
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系哲学博士，云林科技大学汉学研究所退休教授，曾于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兼任授课，专长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尤其是十九世纪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研究，着有《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西医来华十记》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