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字体与文化
2019/11/25
苏精
二、精明谋利的才能
姜别利的中文姓名本是姜辟理，20世纪30年代贺圣鼐译为姜别利并为人沿用后，姜辟理几乎湮没无闻。但是，“别利”不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身的姜别利想法与作法，他不论公私两端都很精明灵活，追求金钱利益，而且实际上也都大有所获。
在公务上，姜别利相当注重开源节流。不过，他在华花书房和美华书馆两个时期的做法，因应现实环境的条件而各有重点。由于宁波实在没什么开源的机会，而且他才到职，所以整顿华花书房是以节流为重，而首要的对象为工资、纸张与装订三者。在工资方面，他就工匠的月薪和排版字数与压印张数分析后，和中国木刻工资与工作量比较，发现华花书房的活字印刷只比木刻省下很少的零头而已，几乎没有竞争上的优势，更不必奢谈取木刻而代之。于是姜别利在征得工匠同意后，将他们的固定月薪改为论字计酬，以提高产量而工匠也愿意多做多收入，并获得其他传教士的赞许。在纸张方面，这是华花书房最主要的一项支出，超过所有成本的一半，主要原因是宁波不产纸而且还通过中间商向外地购买的缘故，姜别利改为直接向福州产地收购，以降低价格。至于装订方面，华花书房原是外包给人装订，姜别利到职后认为前一年(1858)的476元代价太高，和承包商谈判后随即在1859年降为366元，省下110元；而1860年又增加至422元，则是因为华花书房的产量从前一年(1859)的730万余页提高至930万余页，整整多了200万页的缘故。
印刷所迁到商业兴盛、交通便利的上海以后，姜别利经营美华书馆开辟财源的机会大增，同时1861至65年美国南北内战期间，长老传教会的收入减少，中国传教经费也受到影响，美华书馆却有能力自筹财源，对母会经费的依赖大为减轻，姜别利也展现出精明的商业才干，有如上海布道站负责财务的传教士克陛存于1862年所说：“本会可从代印收到大笔的收入，这主要仰赖姜别利先生的经营，我不会怀疑他能否成功。”。
美华书馆的收益主要是代工印刷和出售活字两者。代工印刷指的是在长老传教会、美国圣经公会和宗教小册会三者付费印刷以外的其他印件而言。这三者是以成本或接近成本的微薄利润计价，至于代工印刷的收费则有不同：若是其他传教会或个别传教士委托代印的基督教书册，计价稍高，但仍接近成本；若是个别传教士关于中国或日本的著作，收费高于前者，但因这类著作仍间接有助于传教工作，也给予折扣优惠；至于代印商业书刊、文件、广告或表格等等，则姜别利在商言商收费最高。
美华书馆代印的利润之高，可以克陛存在1862年7月的举例说明：在当时姜别利已收到的代印收入1,150元中，利润至少有700元(60%)。难怪姜别利会积极地在不影响传教书刊的原则下，很用心地经营代印生意，例如增加美华书馆的工匠人手应付接踵上门的生意，也几次请娄睿新购印刷机运来，还为了迎合顾客的不同品味需求，从美国采购不同字体的英文活字与装饰的花色等等。结果美华书馆代印收入大为增加，从1862年的673元直到1869年的5,374元，八年之间成长八倍之多，这还是由于姜别利特意不接受太多纯粹商业性的代印，以免影响到传教书刊的印刷，否则代印收入还会更多。
出售活字是美华书馆在代印以外的又一种自筹财源，但姜别利直到1865年才开始出售活字，原因在于他既然曾电镀复制英华书院的两种活字，当然也担心别人如法炮制电镀美华的活字，1865年7月姜别利写信告诉娄睿，自己很不愿意出售活字，唯恐有人取得美华活字后复制，从而“剥夺”(deprive of)美华售出字模的机会。尽管如此，由于英华书院在这年以低价卖了一批字模给上海道台丁日昌，姜别利也设法出售美华的字模给丁日昌，并将价格压低到和英华一样，以保持竞争力。从1865年到1869年姜别利离职的四年间，美华活字的销售金额从681元快速上升到5,992元，增加将近九倍之多，比代印收入的成长程度更为明显，而出售的活字中英日三种语文都有，销售对象则从中国扩大到日本、美国及欧洲。
代印和活字成为美华书馆的重要财源，1868年4月时姜别利表示，美华书馆过去半年的开支约6,000元中，多达5,000元是来自代工印刷和出售活字，只有1,000元取自长老传教会的经费。四个月后，姜别利又说当年美华书馆支出的经费中，约2,500元来自长老传教会的钱，另有8,500元则来自代印与出售活字等财源，也就是说，美华书馆的经费绝大部分出于自筹，这表示美华书馆在姜别利的经营下确实生财有道，大幅度减少了对长老传教会经费的依赖。
姜别利精明求利的作风也运用在增加自己的财富上。19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上海，由于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江南居民大量避居上海，造成土地、住宅和建筑的需求与价格迅速上涨，许多华人和外人投资于土地和住宅的买卖生意，姜别利也是其中之一。他到上海后很快就了解上海的这种现象，而在1862年11月写信给娄睿表明自己从事土地投资的事，说是希望投资的报酬可以使自己不必支薪，减轻传教会负担，同时声明自己是业余而为，没有占用美华书馆的工作时间，很有意思的是姜别利可能是为了证明投资土地大有可为，特地举例说有位如此投资的上海外人一年收入高达50,000两银。
1863年1月，姜别利又提起投资土地的事，表示在美华书馆附近买下的建地已经出租，每年收入是地价的三分之一，因为地是借钱买的，三年可以还清，此后可望会有每年三千两银的租金收益，远多于自己的生活所需，届时他将不再支领长老传教会薪水，因为他决定“为美华的利益而奉献自己和自己所有的一切”。姜别利土地生意做得不小，除了出租也有买卖，结果他竟仅仅一年后就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1863年10月写信给娄睿说：
“虽然财神是上海本地供奉的神祇，而我和财神也有关联，但是我希望财神不会控制了我的心志。我告诉过您，我买了一些土地，获利很好，也说过希望我能以此获利支持自己，不必从本会支薪。我很高兴地说我在去年做到了这点，我刚刚付了足够抵偿我各项费用的金额给司库，也希望明年能继续如此，等到买地借的钱付清后，希望不仅支持我自己，还能支持两三名传教士的费用。”
姜别利坦承自己和上海中外居民一样都追求财富，但自己不至于财迷心窍，因此兑现诺言，也希望继续甚至增加奉献的金额。虽然此后姜别利没有达到支持两三名传教士的希望，但他至少在不领薪水以外，又捐给传教士范约翰(John M.W. Farnham)办理的清心书院50元，也捐了350元给在苏州传教的一名的德国人许密德(Charles Schmidt)；此外，姜别利还负担一位妹妹在上海长期同住的生活，也自掏腰包四、五百元整修自己住的长老会宿舍。这些都显示姜别利的土地生意不小而获利相当丰富，在《上海道契》中可以见到他至少买过十二笔土地，合计多达17.4亩余，价钱共约26,000两银，其中甚至有一笔是1862年向自家长老会上海布道站买进的南门土地一亩多些。他除了自己做这行生意，也曾介绍好友丁韪良买地，让丁韪良为此每年有2,000元以上的收益。后来姜别利辞职离开中国以后，生活颇为舒适，结婚后与妻及子女同在欧洲生活数年，再回到美国建造农庄，就是在上海期间投资土地大获其利的结果。
*文章原始出处：作者待刊稿。
*本文原有大量注释，限于篇幅未能刊登。
（待续）
姜别利的中文姓名本是姜辟理，20世纪30年代贺圣鼐译为姜别利并为人沿用后，姜辟理几乎湮没无闻。但是，“别利”不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身的姜别利想法与作法，他不论公私两端都很精明灵活，追求金钱利益，而且实际上也都大有所获。
在公务上，姜别利相当注重开源节流。不过，他在华花书房和美华书馆两个时期的做法，因应现实环境的条件而各有重点。由于宁波实在没什么开源的机会，而且他才到职，所以整顿华花书房是以节流为重，而首要的对象为工资、纸张与装订三者。在工资方面，他就工匠的月薪和排版字数与压印张数分析后，和中国木刻工资与工作量比较，发现华花书房的活字印刷只比木刻省下很少的零头而已，几乎没有竞争上的优势，更不必奢谈取木刻而代之。于是姜别利在征得工匠同意后，将他们的固定月薪改为论字计酬，以提高产量而工匠也愿意多做多收入，并获得其他传教士的赞许。在纸张方面，这是华花书房最主要的一项支出，超过所有成本的一半，主要原因是宁波不产纸而且还通过中间商向外地购买的缘故，姜别利改为直接向福州产地收购，以降低价格。至于装订方面，华花书房原是外包给人装订，姜别利到职后认为前一年(1858)的476元代价太高，和承包商谈判后随即在1859年降为366元，省下110元；而1860年又增加至422元，则是因为华花书房的产量从前一年(1859)的730万余页提高至930万余页，整整多了200万页的缘故。
印刷所迁到商业兴盛、交通便利的上海以后，姜别利经营美华书馆开辟财源的机会大增，同时1861至65年美国南北内战期间，长老传教会的收入减少，中国传教经费也受到影响，美华书馆却有能力自筹财源，对母会经费的依赖大为减轻，姜别利也展现出精明的商业才干，有如上海布道站负责财务的传教士克陛存于1862年所说：“本会可从代印收到大笔的收入，这主要仰赖姜别利先生的经营，我不会怀疑他能否成功。”。
美华书馆的收益主要是代工印刷和出售活字两者。代工印刷指的是在长老传教会、美国圣经公会和宗教小册会三者付费印刷以外的其他印件而言。这三者是以成本或接近成本的微薄利润计价，至于代工印刷的收费则有不同：若是其他传教会或个别传教士委托代印的基督教书册，计价稍高，但仍接近成本；若是个别传教士关于中国或日本的著作，收费高于前者，但因这类著作仍间接有助于传教工作，也给予折扣优惠；至于代印商业书刊、文件、广告或表格等等，则姜别利在商言商收费最高。
美华书馆代印的利润之高，可以克陛存在1862年7月的举例说明：在当时姜别利已收到的代印收入1,150元中，利润至少有700元(60%)。难怪姜别利会积极地在不影响传教书刊的原则下，很用心地经营代印生意，例如增加美华书馆的工匠人手应付接踵上门的生意，也几次请娄睿新购印刷机运来，还为了迎合顾客的不同品味需求，从美国采购不同字体的英文活字与装饰的花色等等。结果美华书馆代印收入大为增加，从1862年的673元直到1869年的5,374元，八年之间成长八倍之多，这还是由于姜别利特意不接受太多纯粹商业性的代印，以免影响到传教书刊的印刷，否则代印收入还会更多。
出售活字是美华书馆在代印以外的又一种自筹财源，但姜别利直到1865年才开始出售活字，原因在于他既然曾电镀复制英华书院的两种活字，当然也担心别人如法炮制电镀美华的活字，1865年7月姜别利写信告诉娄睿，自己很不愿意出售活字，唯恐有人取得美华活字后复制，从而“剥夺”(deprive of)美华售出字模的机会。尽管如此，由于英华书院在这年以低价卖了一批字模给上海道台丁日昌，姜别利也设法出售美华的字模给丁日昌，并将价格压低到和英华一样，以保持竞争力。从1865年到1869年姜别利离职的四年间，美华活字的销售金额从681元快速上升到5,992元，增加将近九倍之多，比代印收入的成长程度更为明显，而出售的活字中英日三种语文都有，销售对象则从中国扩大到日本、美国及欧洲。
代印和活字成为美华书馆的重要财源，1868年4月时姜别利表示，美华书馆过去半年的开支约6,000元中，多达5,000元是来自代工印刷和出售活字，只有1,000元取自长老传教会的经费。四个月后，姜别利又说当年美华书馆支出的经费中，约2,500元来自长老传教会的钱，另有8,500元则来自代印与出售活字等财源，也就是说，美华书馆的经费绝大部分出于自筹，这表示美华书馆在姜别利的经营下确实生财有道，大幅度减少了对长老传教会经费的依赖。
姜别利精明求利的作风也运用在增加自己的财富上。19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上海，由于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江南居民大量避居上海，造成土地、住宅和建筑的需求与价格迅速上涨，许多华人和外人投资于土地和住宅的买卖生意，姜别利也是其中之一。他到上海后很快就了解上海的这种现象，而在1862年11月写信给娄睿表明自己从事土地投资的事，说是希望投资的报酬可以使自己不必支薪，减轻传教会负担，同时声明自己是业余而为，没有占用美华书馆的工作时间，很有意思的是姜别利可能是为了证明投资土地大有可为，特地举例说有位如此投资的上海外人一年收入高达50,000两银。
1863年1月，姜别利又提起投资土地的事，表示在美华书馆附近买下的建地已经出租，每年收入是地价的三分之一，因为地是借钱买的，三年可以还清，此后可望会有每年三千两银的租金收益，远多于自己的生活所需，届时他将不再支领长老传教会薪水，因为他决定“为美华的利益而奉献自己和自己所有的一切”。姜别利土地生意做得不小，除了出租也有买卖，结果他竟仅仅一年后就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1863年10月写信给娄睿说：
“虽然财神是上海本地供奉的神祇，而我和财神也有关联，但是我希望财神不会控制了我的心志。我告诉过您，我买了一些土地，获利很好，也说过希望我能以此获利支持自己，不必从本会支薪。我很高兴地说我在去年做到了这点，我刚刚付了足够抵偿我各项费用的金额给司库，也希望明年能继续如此，等到买地借的钱付清后，希望不仅支持我自己，还能支持两三名传教士的费用。”
姜别利坦承自己和上海中外居民一样都追求财富，但自己不至于财迷心窍，因此兑现诺言，也希望继续甚至增加奉献的金额。虽然此后姜别利没有达到支持两三名传教士的希望，但他至少在不领薪水以外，又捐给传教士范约翰(John M.W. Farnham)办理的清心书院50元，也捐了350元给在苏州传教的一名的德国人许密德(Charles Schmidt)；此外，姜别利还负担一位妹妹在上海长期同住的生活，也自掏腰包四、五百元整修自己住的长老会宿舍。这些都显示姜别利的土地生意不小而获利相当丰富，在《上海道契》中可以见到他至少买过十二笔土地，合计多达17.4亩余，价钱共约26,000两银，其中甚至有一笔是1862年向自家长老会上海布道站买进的南门土地一亩多些。他除了自己做这行生意，也曾介绍好友丁韪良买地，让丁韪良为此每年有2,000元以上的收益。后来姜别利辞职离开中国以后，生活颇为舒适，结婚后与妻及子女同在欧洲生活数年，再回到美国建造农庄，就是在上海期间投资土地大获其利的结果。
*文章原始出处：作者待刊稿。
*本文原有大量注释，限于篇幅未能刊登。
（待续）
●苏精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系哲学博士，云林科技大学汉学研究所退休教授，曾于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兼任授课，专长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尤其是十九世纪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研究，着有《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西医来华十记》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