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字体与文化
2019/12/25
苏精
三、鲁直待人处世的态度
姜别利以积极创新的精神，达成多项中文印刷技术上的杰出成就，又以精明灵活的经营方法，为美华书馆和自己谋得可观的金钱利益，到1868年他来华满十年时，美华书馆已是中国规模最大的西式印刷所与活字生产者，伦敦会的墨海书馆在积弱多年后已于两年前关闭，英华书院也因技术落后难以竞争而在讨论出售的可能性，其他规模更小的印刷所更不可能和美华相提并论。但是，就在姜别利和美华书馆的工作已达到或正迈向巅峰的时候，他却在1869年辞职离华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他向来待人好恶分明、处世言行粗鲁的结果。
姜别利在华期间，唯一能让他心悦诚服的人是远在美国的娄睿。娄睿本是美国长老传教会中文印刷的创始者，也亲自经手美华书馆在澳门的前身华英校书房以来的相关事务，姜别利由他招募来华，既来之后两人之间通信的频繁，言词用心的恳切，都不是其他传教士能比得上的。娄睿比姜别利年长达四十六岁，名为长老传教会秘书而实际掌理该会事务，又曾任美国联邦参议员，却愿意和地位比传教士还低的姜别利来往，而且非常支持配合姜别利的各项要求与行动，甚至在1860年印刷所要从宁波迁往上海前夕，姜别利不满上海的传教士而发脾气要抛下工作回美国时，娄睿仍曲意维护，接受姜别利故意提出的不合理高薪要求，只希望能挽留他在华工作。娄睿的这些作法，让姜别利在感动之余，回报以尽心尽力在华花书房与美华书馆的工作，当娄睿于1865年以年逾八旬而婉谢续任长老传教会秘书时，姜别利写信给他：
“由于我和其他传教士岗位不同，我知道您退休消息后的感受也和别人不同，传教士的专业让他们依赖教会的支持，而我从来就认为除了您以外不知还有谁可以依靠。当初由于对您的尊敬与信任引导着我来到中国，后来也主要因为您的屡次劝勉和鼓励让我持续留在岗位上。我从一开始就收到您写给我的鼓励与指导的信件。老实说，我从没有如此热忱地期待别人的来信，也没有如此愉悦地阅读别人的来信，但此后我再也不能期待太多了。我感谢上帝让您长命，如今您得以眼见您创始及小心照料的美华书馆几乎达到巅峰了，这个印刷机构完全是在您的呵护之下诞生与成长的！”
娄睿收信后，亲笔给姜别利回信：
“您对我的亲切友善，我有最真诚的回响，您将中文金属活字的制造归功于我，其实我只居一小部分而已，如果不是您承当起这件大事，制造这些活字不论如何都非常困难；只有真正的天分、才智与坚持不懈使您得以成功，而且您也成功地造出整套五号上海活字，对无数的中国人而言，此事的完成是个大成就，也会让您的一生大为满足。”
这两封信一者真情流露地表达姜别利对娄睿的尊敬与回报，一者显示娄睿对于姜别利不负所望的欣慰之情。应该可以说，美华书馆能很快地崛起，发展成中国最大也最成功的西式印刷与活字机构，是姜别利在华创新经营与娄睿在美支持而共同缔造的结果。
但是，姜别利和其他人之间并非都如此温和而以礼相待的，他的个性有两个大问题：口不择言与冲动。姜别利不论在书信中或当面都经常过于心直口快，并不考虑是否应当说或应当怎么说比较适当，他认为自己对娄睿可以无事不谈，经常在信中高谈阔论批评人和事，例如他在给娄睿的信中说，单身传教士比携家带眷的已婚传教士好，因为后者费用太高，又花太多时间心力在家庭而影响传教工作；姜别利应该不知道，当时欧美各传教会都以派出已婚传教士为原则，若是单身也希望最好能在出发前结婚。又如他的好友传教士应思理(Elias B. Inslee)和宁波有些同事不合，姜别利在信中为应思理抱不平，又进一步添油加醋，自己认为宁波布道站的历史“从头到尾”就是争吵和严重不满的记录，还问娄睿宁波布道站的管理是怎么回事。结果引来娄睿回信虽然当前在宁波有些争执，但驳斥姜别利的说法是错误的，其他布道站都比不上宁波布道站开头那些年的和谐与效率。
到上海以后，姜别利继续批评他人，并扩大到批评自己的长老会和所有的基督教传教士及其工作，同时赞扬天主教的传教士。例如他说：
“本会在华有些布道站有太多的机械设备、太多的印书、太多的学校教学、太多的房屋建筑，却有太少的直接对民众教导和传讲福音。… 基督教的传教工作有两个我觉得最不利的特征，其一是巨大的奢侈昂贵，其二是传教士极少克己忘我。”
姜别利在另一封信中又说：
“我认为阻碍我们在华传教成功的一大因素，是传教士的维持外国生活方式，这形成和中国人之间的巨大鸿沟，而这种生活方式主要是由于传教士携家带眷的缘故；我不是要男性传教士单独在此，但就这项困难的传教使命而言，男性传教士的同伴应该是男人而非女人，我真担心整体基督教的传教方式太过女性化(womanish)，天主教传教士的克己忘我和商人的冒险进取让我们觉得羞愧，两者都使我们受人轻视。”
以上只是姜别利屡次批评传教的少数片段而已，他还曾一口气向娄睿连提十个问题质疑传教界的作法，最后他干脆表示失望：“我坦率地承认，自己越了解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就越没有信心。”。即使是基于善意恨铁不成钢，但他批评的内容、文字和语气都和自己的身份角色不相称了。
除了在书信中指责，姜别利也公开当面批评别人，甚至引起纷扰与冲突。1860年华花书房将从宁波迁到上海之际，两地传教士为此争论，上海传教士为争取搬迁而说即使没有他也能办好印刷所，后来姜别利想返美时却又反对他离华，他批评上海传教士出尔反尔非常自私，因此扬言真要辞职回美，上海传教士找他商量时又故意为难，要求年薪从600元遽升为1,800元，并要将自己比照传教士的身份改变成一般雇员，幸而爱才的娄睿在接到上海的紧急报告后，决定接受他的条件留人为先。等到姜别利冲动之后平静下来，自己才表示不会支领那远高于传教士的1,800薪水。
印刷所搬迁到上海后，姜别利强烈要求上海布道站出售克陛存所住的虹口房地，以新建小东门外的美华书馆厂房，但一者长老传教会先前鉴于太平天国战事未定，已下令展缓兴建，再者上海房地价格飞涨，克陛存认为应等虹口房地价钱肯定继续攀高，早卖反而会有损失，但姜别利就是不愿再等，一直责怪克陛存自私，只顾自己住的方便而牺牲美华书馆的发展，极为不满的姜别利除了向娄睿告状，又以1,800元薪水为条件，冲动地声明将毫不犹豫地领这份高薪，否则就要离开上海布道站。克陛存实在拗不过姜别利，只好让步满足了他的要求。
姜别利和上海布道站的另一位传教士范约翰有更大的冲突。两人约自1865年起不和，经常在写给娄睿的信中批评对方种种不是，也在布道站会议时互相掣肘抵制。问题是姜别利从前述1860年迁到上海之际，发脾气要求高薪和改变身份的两个条件后，他已经成为地位在传教士之下的布道站雇员，根本没有资格参加布道站会议，但他自己未察觉到此点，其他传教士明知却也没有反对的情况下，让他多年来继续出席会议，参与讨论、表决及轮值担任主席。等到他和范约翰交恶后，范便要求姜别利不得再出席会议，这项釜底抽薪的要求让姜别利完全意外又为之大怒，冲动之下甚至举拳作势要殴打范约翰。姜别利为图挽回局面，又向教会控告范约翰诽谤自己等六项行为，结果或因时效已过，或因姜别利自己也有过失而不能成立。姜别利是全盘皆输，愤而提出辞呈，当时娄睿已经过世，再也没人维护挽留他，可以说是姜别利的冲动与鲁莽决定了自己离开美华书馆的后果。
传教士的评价
姜别利离职不久，有些熟识的长老会传教士不免会谈论他和美华书馆，这有如他们对姜别利个人与美华书馆的评价一般，非常值得注意。例如在山东的狄考文(Calvin W. Mateer)表示，姜别利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良好的工作，虽然他经常以其个人特质“冒犯”别人，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他在美华书馆做得很好，使得美华书馆在中国的印刷出版方面遥遥领先。
在杭州的陶锡祈(Samuel Dodd)则说，姜别利的脾气不好相与，也不前后如一，他经常说传教士应该节衣缩食过生活，而他自己却是上海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对那些未进入内地工作的传教士非常不满，但他却说自己才不想为了进入内地而放弃喜爱的美食烤肉等等。尽管如此，姜别利在美华书馆做了伟大而可贵的工作，值得长老会以他的工作为傲，许多在华的外国人也都给予高度的评价。一年后陶锡祈再度论及姜别利，说他不论好坏都不会隐藏自己的脾气，他可以今天称赞一个人是圣人，明天却完全是另一种说法，但陶锡祈相信姜别利是一位正直的基督徒，数年来两人几乎每次见面都会为谈论天主教而争吵，可是争吵过后两人仍然是好朋友。
在宁波的传教士蒲德立(John Butler)于1870年底至1871年春到上海暂时主持美华书馆三个多月，他说自己原来不懂印刷出版，到美华以后却不能不对姜别利的天才给予最高的赞许，因为美华其实需要三个人管理才应付得来，即一名负责技术的专业印工、一名会计兼事务，以及一名必须头脑清楚、心地温暖而铁腕办事的传教士主管全局，蒲德立认为姜别利主持的美华书馆是长老会的荣誉，也是对中国有益的最有效机构之一。
结语
姜别利以充沛的创新精神和精明的管理能力，将华花书房和美华书馆经营得成效卓著，并对近代中国印刷出版技术与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他在离职这年不过三十九岁而已，但工作上的成就已经普遍受人推崇，确实难能可贵，不料却因过于鲁直粗犷的个性，意外地在很不愉快的情形下突然离职，没能为中文印刷做出更大的贡献，令人惋惜。
*文章原始出处：作者待刊稿。
*本文原有大量注释，限于篇幅未能刊登。
姜别利以积极创新的精神，达成多项中文印刷技术上的杰出成就，又以精明灵活的经营方法，为美华书馆和自己谋得可观的金钱利益，到1868年他来华满十年时，美华书馆已是中国规模最大的西式印刷所与活字生产者，伦敦会的墨海书馆在积弱多年后已于两年前关闭，英华书院也因技术落后难以竞争而在讨论出售的可能性，其他规模更小的印刷所更不可能和美华相提并论。但是，就在姜别利和美华书馆的工作已达到或正迈向巅峰的时候，他却在1869年辞职离华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他向来待人好恶分明、处世言行粗鲁的结果。
姜别利在华期间，唯一能让他心悦诚服的人是远在美国的娄睿。娄睿本是美国长老传教会中文印刷的创始者，也亲自经手美华书馆在澳门的前身华英校书房以来的相关事务，姜别利由他招募来华，既来之后两人之间通信的频繁，言词用心的恳切，都不是其他传教士能比得上的。娄睿比姜别利年长达四十六岁，名为长老传教会秘书而实际掌理该会事务，又曾任美国联邦参议员，却愿意和地位比传教士还低的姜别利来往，而且非常支持配合姜别利的各项要求与行动，甚至在1860年印刷所要从宁波迁往上海前夕，姜别利不满上海的传教士而发脾气要抛下工作回美国时，娄睿仍曲意维护，接受姜别利故意提出的不合理高薪要求，只希望能挽留他在华工作。娄睿的这些作法，让姜别利在感动之余，回报以尽心尽力在华花书房与美华书馆的工作，当娄睿于1865年以年逾八旬而婉谢续任长老传教会秘书时，姜别利写信给他：
“由于我和其他传教士岗位不同，我知道您退休消息后的感受也和别人不同，传教士的专业让他们依赖教会的支持，而我从来就认为除了您以外不知还有谁可以依靠。当初由于对您的尊敬与信任引导着我来到中国，后来也主要因为您的屡次劝勉和鼓励让我持续留在岗位上。我从一开始就收到您写给我的鼓励与指导的信件。老实说，我从没有如此热忱地期待别人的来信，也没有如此愉悦地阅读别人的来信，但此后我再也不能期待太多了。我感谢上帝让您长命，如今您得以眼见您创始及小心照料的美华书馆几乎达到巅峰了，这个印刷机构完全是在您的呵护之下诞生与成长的！”
娄睿收信后，亲笔给姜别利回信：
“您对我的亲切友善，我有最真诚的回响，您将中文金属活字的制造归功于我，其实我只居一小部分而已，如果不是您承当起这件大事，制造这些活字不论如何都非常困难；只有真正的天分、才智与坚持不懈使您得以成功，而且您也成功地造出整套五号上海活字，对无数的中国人而言，此事的完成是个大成就，也会让您的一生大为满足。”
这两封信一者真情流露地表达姜别利对娄睿的尊敬与回报，一者显示娄睿对于姜别利不负所望的欣慰之情。应该可以说，美华书馆能很快地崛起，发展成中国最大也最成功的西式印刷与活字机构，是姜别利在华创新经营与娄睿在美支持而共同缔造的结果。
但是，姜别利和其他人之间并非都如此温和而以礼相待的，他的个性有两个大问题：口不择言与冲动。姜别利不论在书信中或当面都经常过于心直口快，并不考虑是否应当说或应当怎么说比较适当，他认为自己对娄睿可以无事不谈，经常在信中高谈阔论批评人和事，例如他在给娄睿的信中说，单身传教士比携家带眷的已婚传教士好，因为后者费用太高，又花太多时间心力在家庭而影响传教工作；姜别利应该不知道，当时欧美各传教会都以派出已婚传教士为原则，若是单身也希望最好能在出发前结婚。又如他的好友传教士应思理(Elias B. Inslee)和宁波有些同事不合，姜别利在信中为应思理抱不平，又进一步添油加醋，自己认为宁波布道站的历史“从头到尾”就是争吵和严重不满的记录，还问娄睿宁波布道站的管理是怎么回事。结果引来娄睿回信虽然当前在宁波有些争执，但驳斥姜别利的说法是错误的，其他布道站都比不上宁波布道站开头那些年的和谐与效率。
到上海以后，姜别利继续批评他人，并扩大到批评自己的长老会和所有的基督教传教士及其工作，同时赞扬天主教的传教士。例如他说：
“本会在华有些布道站有太多的机械设备、太多的印书、太多的学校教学、太多的房屋建筑，却有太少的直接对民众教导和传讲福音。… 基督教的传教工作有两个我觉得最不利的特征，其一是巨大的奢侈昂贵，其二是传教士极少克己忘我。”
姜别利在另一封信中又说：
“我认为阻碍我们在华传教成功的一大因素，是传教士的维持外国生活方式，这形成和中国人之间的巨大鸿沟，而这种生活方式主要是由于传教士携家带眷的缘故；我不是要男性传教士单独在此，但就这项困难的传教使命而言，男性传教士的同伴应该是男人而非女人，我真担心整体基督教的传教方式太过女性化(womanish)，天主教传教士的克己忘我和商人的冒险进取让我们觉得羞愧，两者都使我们受人轻视。”
以上只是姜别利屡次批评传教的少数片段而已，他还曾一口气向娄睿连提十个问题质疑传教界的作法，最后他干脆表示失望：“我坦率地承认，自己越了解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就越没有信心。”。即使是基于善意恨铁不成钢，但他批评的内容、文字和语气都和自己的身份角色不相称了。
除了在书信中指责，姜别利也公开当面批评别人，甚至引起纷扰与冲突。1860年华花书房将从宁波迁到上海之际，两地传教士为此争论，上海传教士为争取搬迁而说即使没有他也能办好印刷所，后来姜别利想返美时却又反对他离华，他批评上海传教士出尔反尔非常自私，因此扬言真要辞职回美，上海传教士找他商量时又故意为难，要求年薪从600元遽升为1,800元，并要将自己比照传教士的身份改变成一般雇员，幸而爱才的娄睿在接到上海的紧急报告后，决定接受他的条件留人为先。等到姜别利冲动之后平静下来，自己才表示不会支领那远高于传教士的1,800薪水。
印刷所搬迁到上海后，姜别利强烈要求上海布道站出售克陛存所住的虹口房地，以新建小东门外的美华书馆厂房，但一者长老传教会先前鉴于太平天国战事未定，已下令展缓兴建，再者上海房地价格飞涨，克陛存认为应等虹口房地价钱肯定继续攀高，早卖反而会有损失，但姜别利就是不愿再等，一直责怪克陛存自私，只顾自己住的方便而牺牲美华书馆的发展，极为不满的姜别利除了向娄睿告状，又以1,800元薪水为条件，冲动地声明将毫不犹豫地领这份高薪，否则就要离开上海布道站。克陛存实在拗不过姜别利，只好让步满足了他的要求。
姜别利和上海布道站的另一位传教士范约翰有更大的冲突。两人约自1865年起不和，经常在写给娄睿的信中批评对方种种不是，也在布道站会议时互相掣肘抵制。问题是姜别利从前述1860年迁到上海之际，发脾气要求高薪和改变身份的两个条件后，他已经成为地位在传教士之下的布道站雇员，根本没有资格参加布道站会议，但他自己未察觉到此点，其他传教士明知却也没有反对的情况下，让他多年来继续出席会议，参与讨论、表决及轮值担任主席。等到他和范约翰交恶后，范便要求姜别利不得再出席会议，这项釜底抽薪的要求让姜别利完全意外又为之大怒，冲动之下甚至举拳作势要殴打范约翰。姜别利为图挽回局面，又向教会控告范约翰诽谤自己等六项行为，结果或因时效已过，或因姜别利自己也有过失而不能成立。姜别利是全盘皆输，愤而提出辞呈，当时娄睿已经过世，再也没人维护挽留他，可以说是姜别利的冲动与鲁莽决定了自己离开美华书馆的后果。
传教士的评价
姜别利离职不久，有些熟识的长老会传教士不免会谈论他和美华书馆，这有如他们对姜别利个人与美华书馆的评价一般，非常值得注意。例如在山东的狄考文(Calvin W. Mateer)表示，姜别利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良好的工作，虽然他经常以其个人特质“冒犯”别人，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他在美华书馆做得很好，使得美华书馆在中国的印刷出版方面遥遥领先。
在杭州的陶锡祈(Samuel Dodd)则说，姜别利的脾气不好相与，也不前后如一，他经常说传教士应该节衣缩食过生活，而他自己却是上海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对那些未进入内地工作的传教士非常不满，但他却说自己才不想为了进入内地而放弃喜爱的美食烤肉等等。尽管如此，姜别利在美华书馆做了伟大而可贵的工作，值得长老会以他的工作为傲，许多在华的外国人也都给予高度的评价。一年后陶锡祈再度论及姜别利，说他不论好坏都不会隐藏自己的脾气，他可以今天称赞一个人是圣人，明天却完全是另一种说法，但陶锡祈相信姜别利是一位正直的基督徒，数年来两人几乎每次见面都会为谈论天主教而争吵，可是争吵过后两人仍然是好朋友。
在宁波的传教士蒲德立(John Butler)于1870年底至1871年春到上海暂时主持美华书馆三个多月，他说自己原来不懂印刷出版，到美华以后却不能不对姜别利的天才给予最高的赞许，因为美华其实需要三个人管理才应付得来，即一名负责技术的专业印工、一名会计兼事务，以及一名必须头脑清楚、心地温暖而铁腕办事的传教士主管全局，蒲德立认为姜别利主持的美华书馆是长老会的荣誉，也是对中国有益的最有效机构之一。
结语
姜别利以充沛的创新精神和精明的管理能力，将华花书房和美华书馆经营得成效卓著，并对近代中国印刷出版技术与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他在离职这年不过三十九岁而已，但工作上的成就已经普遍受人推崇，确实难能可贵，不料却因过于鲁直粗犷的个性，意外地在很不愉快的情形下突然离职，没能为中文印刷做出更大的贡献，令人惋惜。
*文章原始出处：作者待刊稿。
*本文原有大量注释，限于篇幅未能刊登。
●苏精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系哲学博士，云林科技大学汉学研究所退休教授，曾于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兼任授课，专长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尤其是十九世纪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研究，着有《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西医来华十记》等书。